Pure Films

美感ing，美感ed。
美感如何能有時態？
當然有。
影像工業捕捉的都是稍縱即逝的瞬間美感。
一道光，一陣風，一朵雲，一棵樹，一個人，一定格，一絲淚光，一抹微笑，一次回眸，一遍轉身，一張臉孔，一段移動，一個剪點，一張構圖。
之後，美感於是就成為現在完成式，或永恆的過去式。
這些就是我這些年來大部分時間在幹的事。
不知不覺2008了，從千禧年的全球恐慌或期待或世紀末的華麗(說頹廢也罷)，一下子這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decade十年又馬上消失了。
命運特別坎坷的19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先輩們，在大陸他們是包括未央歌書中描寫的昆明西南聯大的整個世代，遇二次大戰，又逢內戰文革，在台灣他們是真正上過公學校教育的那日本母語的「多桑」世代(我父親那代的大正人)所遇上的則是二二八與國民黨白色恐怖，他們即將消逝，整段結束。
於是，書本上，家中珍藏相本上，無論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時代，或台灣的日本時代，黑白照片裡前景與背景的人，都死了。

幾天前，2007年倒數某幾天，微寒，經過一個多月在上海拍片工作回到台北，拿著Sony相機一大早再度回到心路萬芳早療中心，進行紀錄片後的平面影像紀錄。
「老師早！」
我走進門，跟碰到的第一位老師打招呼，她是孩子們的語言治療師。
「好久不見，你又回來了，」她也開心的回答。
「是呀，」我說。
「今天拍什麼？」
「這次回來拍平面照，以後我們可以放在書裡面。」
「這樣喔。」
然後她想一想又繼續問我接下來的這個問題。
「你平常是做什麼的？」
五雷轟頂！
我已經在這裡紀錄妳們半年了！
還不知道我是誰？
大哉問。
我是誰？我平常是做什麼的？
這個問題像直接刺向心臟的一把鋒利西洋劍，閃躲不及，我一時竟反應不過來。
我想…嗯…
連自己也說不清楚我平常是做什麼的。
然而問題更有可能是問，我有「平常」過嗎？我每天到底在幹嗎？
「我平常是…拍廣告的。」
「廣告…？」她似乎不是很瞭。
「你就每天拍這個喔？」又問。
她的意思是你每天拿相機這樣拍照就能過日子喔？
是呀，我心裡回答。
每天就這樣，已經活了很久，還沒餓死。
在她們穩定的世界裡，我們這些搞影像的多半是不務正業的，沒有固定收入的。
聯想到連李老番癲總統也有同樣的困惑。
他可以理解自己孫女代理世界名牌B&B傢俱的清歡公司燒了幾個億台幣，而且還視其為當然，做生意嘛，總要本錢，但在與李安導演對於台灣電影與創意產業的議題侃侃而談之際，卻隨口問道，如果他個人出一千萬台幣(他的語氣是極其嚴肅的)這麼多給李安夠不夠他拍出一部世界級電影。
李安苦笑。
一千萬台幣約合人民幣二百多萬元，目前在上海似乎只夠拍三十秒汽車廣告，而且只限兩到三個工作天。
他老人家八成也認為搞影視的都是一幫沒文化沒數字概念打赤膊只要藝術不要錢不睡覺不養家不吃飯不懂事不開竅的瘋子，或智障。

不覺想到自身之貧乏。
所謂廣告導演，一身虛功，講不出寫不出拍不出什麼深刻的人生故事。
連一點實體的技能都沒有。
不如水電匠木匠鞋匠，一身真本事，走到哪做到哪，活的踏實。
對一般觀眾而言，電視上看到的那短短幾十秒影像，沒頭沒尾，唰的一下就消失，卻不知是我們這群天生資質平庸之輩耗盡全身力氣，搾乾創意腦汁，有時還甘冒生命危險所換得來，但經常仍難搏君一粲。
看廣告片反正沒有人會認真看，除了我們自己搞這行的。
不過，電視上還是有很多廣告連我自己身為這行業的一份子都感到臉紅，舉例，這幾天一直看到的一部砸大錢在好萊塢攝製的汽車廣告。
一個坐在電影院看電影痛哭流涕的傻女突然發現有比銀幕上男主角現身出現她身邊更讓她心動的事物，是一輛停在劇院門口的香檳色Toyota Altis。
白痴片。
這就是大學時代，我清楚記得，痛恨電視廣告片的主要原因：愚蠢。
廣告主用最愚蠢的方式與消費者溝通，就連好萊塢大明星也為錢甘願愚蠢演出。

常常看完一部蕩氣迴腸的電影之後，自己一個人從電影院走回辦公室，眼光再移到桌上那些必須在有限時間內消化並給答覆的廣告腳本，完全提不起勁兒，因為這段時間，大部份腳本，不是短平快，就是假大空，甚至完全抄襲國外得獎作品的創意一大堆，但又為掩人耳目，強附一個搭不上邊的說法，用心真誠創作的年代已不復見。
一時耳邊又響起，唉呦，有啥好計較的，廣告嘛，放過就沒了，不就是個屁嘛。北京電影人的揶揄口吻，這個「屁」字的尾音拉的特別特別長。

2008年，才開始，希望我可以記得或說得出我每天都在幹什麼。
發發小牢騷，繼續幹活。
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