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re Films

「早安Fresno！歡迎收聽KJWL，這裡是Jim Roberts為你主持晨間第一段節目，今天是完美的晴天，從現在開始一直會是萬里無雲的好天氣，San Joaquin Valley地區最高氣溫華氏七十八度，舒適的溫度，而目前往市區方向的各段高速公路都順暢，對了，順便傳達一則啟事，如果有人願認養一隻可愛的流浪狗，請打電話進電台來…」

美國加州Fresno的KJWL電台的聲音，透過網路由辦公室的電腦收聽，那裡早上六點，破曉時分，正值一天的開始。
地球反面的這邊，台北時間晚上十點，從辦公室望出窗外，不遠處敦化南路基隆路那個方向的辦公大樓皆已燈熄，建築物成休眠狀態，月亮在雲中時隱時出，幾顆不太明亮的小星星單調地掛在台北滿佈塵埃的夜空上。
斗室中，桌前獨坐的我，腦中運轉的盡是些沒有效率的思考，手指放在電腦鍵盤上敲敲打打，為公司網站的部落格寫些言不及意的心情短文。
這樣的夜，從公司成立以來不知過了幾回。
離開座位，為自己斟了一杯澳洲Barossa Valley的Shiraz紅酒，幾口入喉，已微醺。看著吧台桌上還插了一隻Chateau Mouton-Rothschild 1982年版，是由韓國導演朋友MC Park所送，在Wine.Com裡查到售價，嚇了一大跳，竟然賣到美金一千五百元左右，老想找一個特殊的時機開瓶，至今捨不得。

剛在CNN網站上讀到美國名新聞主播Peter Jennings因肺癌病世的消息。
知道他與病魔搏鬥了一段日子了，從今年春天他在節目上公開宣布自己罹患癌症的消息開始到他死亡，其實大概也不過半年時間左右。
KJWL這時候剛好響起Neil Sedaka 的Laughter in the Rain，心中泛起一陣酸楚。也許巨蟹座的人夜裡易傷感，或是說KJWL播放的老歌總是催人落淚。
如是我想，這段時間裡臥在病塌上的Peter Jennings也一定曾在家裡的某個電台聽見過同樣的Laughter in the Rain，當他聽到Neil Sedaka以假音唱到那幾句副歌經典的旋律時，是否同樣也會勾起動人的年少往事，某一場突如其來的西北雨，某個女孩的甜美笑容，倚靠在背脊上髮絲的香味，美好的記憶，淡淡的哀愁。
他一定不明白為什麼得病的是自己，就如同我曾寫過的Dudley Moore。
這個年代似乎癌症來得容易，好人早死。
跟每一位絕症病患一樣，當被醫生證實病況之後，他別無選擇，只有鼓起勇氣，微笑地接受殘酷的事實，特別是身為公眾人物的他，還必須要堅強地面對媒體，接受採訪。那段時間，他十分樂觀的表示，透過虔誠的禱告，相信自己會奇蹟般痊癒，會成為那個少數被上帝特別眷顧的幸運兒，會很快地回到主播台，會再度跟觀眾見面。
然而到了最後，答案揭曉。
Neil Sedaka健在，經典老歌還依然被傳唱著，而Peter Jennings卻走先了。

Peter Jennings (1938-2005)，加拿大多倫多市出生，雖然沒有傲人的學歷，但父親是有名的電台新聞主播，所以他從童年開始的志向就是要和父親一樣。他出道甚早，很年輕的時候就以一場鐵路交通事故的現場播報的精彩表現在加拿大的電視台成名，一九六四年他移居美國，進入了ABC電視台，隔年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夜間新聞主播。之後他長期被派駐在海外，特別是紛擾不斷的中東地區，憑藉超乎常人的毅力與刻苦的精神，完成許多經典的新聞採訪。他對新聞事件有過人的敏銳度與天賦異稟的記憶力。
「假若有群馬隊遊行經過眼前，我可以立刻指認出騎在馬背上的某一個人，但Peter的本領卻是連他騎的那一匹馬都叫得出名字。」這是名主播Barbara Walters對他的一段評語。
他的新聞稿從不假手他人，全由自己寫作，而且播報風格十分簡約，沒有太多花腔，就事論事，乾淨俐落。他的專業精神與人格誠信，再加上鏡頭前的獨特魅力，很快就贏得了全美國人的信任。經由多年的國際經驗所累積出豐沛的人脈網路造就他完成了美國新聞史上的一些壯舉。舉例來說，冷戰時期，他曾經透過衛星在節目中將美國的小鎮市民與蘇聯的格巴契夫連線，做QA對話，這在當時是劃時代的創舉(最近出版的蘋果合夥創辦人史蒂夫渥茲聶克自傳iWOZ
中也提到了這件事)。他也訪問到了最不可能接受採訪的政治人物，像流亡海外的回教領袖，躲在深山裡的游擊隊首腦，或是共產黨員。當隔絕兩德的柏林圍牆築起時，他在現場；四十年後柏林圍牆倒榻，他依舊在現場。1989年，他被票選為最值得被信任的新聞媒體人，也多次得到艾美獎與海外記者協會獎。從1989年起連續多年來他一直被最權威的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評鑑為最佳新聞主播。

閱讀這些訊息的同時，一段往事突然被喚起。那段記憶為不足道，似乎從來不存在過，因為只是一段長時間旅途中很偶發的片段，然後同一段時間裡發生過其他較大的事件，有著更鮮明的記憶與味道，於是這小小的印象就不小心掉進了記憶縫隙深處，不見了。

那年的七月，我第一次到美國。
聯合航空班機平順降落加州洛杉磯機場，我帶著移民用的超大張Ｘ光片走進海關，我看到，老布希總統的微笑玉照以及巨型美國國旗，好大的機場，好大的海關，什麼人種都有，好多人排隊。
美國機場，真他媽什麼都大，連廁所的American Standard小便器都要蹎腳才夠得著高度。
「Welcome to the America！」
一位高大壯碩的黑人移民官員笑著對我說，同時在我的護照上蓋章並簽名。那是十多年前911發生之前的美好年代，如今的美國海關早就變了，除了將每個人都當作恐怖份子所投射過來的懷疑的眼光之外，就是千篇一律的冷漠的表情，再也聽不到如此親切的語氣。
前來接機的是我高中時代的好友L君，與他同來的是同在USC商學院一起上學的日本女友Mika，她看到我露出兩顆相似的虎牙(那時候我的虎牙還沒拔掉)，點一點頭，很有禮貌地與我相視而笑。
走出機場，向停車場的方向走去，迎面而來的加州陽光強烈到刺眼的地步。
第一次嗅到美國的空氣，進入鼻孔穿過喉道再下胸腔，像加上了薄荷的嬰兒爽身粉般乾燥清香氣味，冰冰涼涼，一種前所未有的舒適感受，我閉起眼睛，忘了時差，忘了十多小時飛行的疲倦，忘了聯合航空美國空姐的欠缺禮貌，忘了時時
從後面吸煙座飄來的刺鼻煙味〈別忘了飛機全面禁菸也不過是近十年的事，華航經濟艙非吸煙區的最後一排是人間煉獄〉，我像孩子般大口用力呼吸，興奮的想大叫，美國，我終於來了。
這時候我終於明白小時候一直不解的，在地理課本上寫的「臺灣地處亞熱帶，海洋氣候，潮濕多雨，溼氣很重」意義。什麼叫做溼氣很重？小時候我總是不停的問，周圍的大人沒有一個人出過國，誰也給不了具體的答案。

第二天早上去了IHOP(國際鬆餅之家)吃早餐，喝飽了大量的黑咖啡，走出店門仰頭看著藍天艷陽棕梠樹，心情極為亢奮，然後由L君開車，前往位於好萊塢附近的社會局辦移民的報到手續，幾分鐘之後拿到了一張美國社會保險卡，完成移民報到的手續。這張意義重大的社會保險卡，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張印有一長串數目字的藍色破爛小卡片。
接著我打電話給住在賓州Bethlehem近郊Lehigh大學校區的媽媽告訴她我會搭飛機到紐約，然後再從紐約開車北上去找她，並想沿途看一看美國東岸的風光。
在洛杉磯每天開車閒晃，我注意到洛杉磯的天空永遠罩在一層厚厚的褐色霧氣之下，陽光非要等到早上十點以後才能看見。而時髦的Westwood地區有看不完的美女，各色人種皆有，來觀光的特多是亞洲人，勞工階層又多為墨西哥人。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就是見到Astrud Gilberto。
有一天傍晚在LA Times上看到一則令人興奮的廣告，One Night Only的表演，今晚就是這一晚，地點在位於好萊塢大道附近的一家的南美人經營，叫Catalina的爵士酒吧。我們打電話過去，接線生告知已經滿座，如果真有心看，不彷直接到現場碰碰運氣，一有空位就讓我們進。這個建議不算離譜，L君跟我當時都是Bossa Nova狂熱份子，不管如何，還是決定驅車前往。我們在開演前五分鐘抵達，打開門一看，不算大的空間已經坐滿客人，煙霧迷濛(當年還是室內不禁菸的時代呀)，正想轉身離開，一個男服務生從一旁走來，拍拍我肩膀。
運氣真的很好，有兩個座位臨時取消訂位，空出一張小桌子。
結果我們在其他客人的目光中被帶到舞台前最棒位置。
「你們真的很幸運，」帶位的這傢伙說。
剛聽完這話覺得渾身飄飄然，真的幸運呀，或說冥冥中注定就要見到The Girl From Ipanema的本尊，但再仔細一想，說穿了，其實這也是老外做生意的方法罷了，這些服務員都被訓練到永遠會在最適當的時機說最適當的語言。
坐在位子上望著無人的舞台，喝完整整一瓶Budweiser啤酒，約十五分鐘之後，Astrud在眾人掌聲中出場了。
她身穿一襲發亮黑衣，頸上繫一圈黑色蝴蝶領結，臉上慘白濃妝但皮膚鬆垮。
大多數的人記憶都還停留在一九六零年代專輯封面上的照片，現實的她已經五十過好幾，早變成中年婦人，不復當年清純模樣。
獻唱的第一首曲子是她當時的新專輯歌曲Samba Do Soho(旋律很美的一首曲子，原本專輯中是James Last編曲的，這捲卡帶我購於1987年的屏東夜市某家唱片行，到了退伍時差不多已經聽壞了) 。
演唱結束時她為大家介紹鼓手是有名的巴西之光Duduka Da Fonseca，而Bass手就是她自己的兒子Marcello Gilberto(她與Joao Gilberto短暫的婚姻中的結晶，Joao Gilberto在經典的白色專輯中有首演奏曲就是獻給他)。
在眾人的歡呼聲中，Astrud再度演唱經典招牌曲The Girl From Ipanema。
可惜的是，她一向音準很差，今晚更是如此，再精采的伴奏也無法掩飾蒼老的嗓音，而且這首曲子她唱過太多太多太多次，制式表演，早已欠缺真情，最後如同學生對老師交功課般把它給完事。
雖然今晚我自己有些失望，但L君認為還是不虛此行，要在美國要聽巴西人演奏道地的Bossa Nova不容易，他說，特別是洛杉磯，所有曲風聽起來都是West Coast Jazz。
我懂他的意思。

兩週之後，我與L君從LAX搭American Airline飛抵紐約La Guardia機場。
接機大廳裡有個人笑瞇瞇地揮著雙手，他是L君的朋友，馬來西亞籍的吳先生。
我們先開車北上進入曼哈頓市區，在中午時分繞著風光明媚的中央公園兜了好幾圈，吳先生一面握著方向盤一面盯著周邊的parking meters上標的價錢，總是拿不定主意，不斷搖頭說太貴太貴，捨不得停下車來好好吃頓中飯。之後看到一個中東人的攤子剛好就擺在路邊，我們搖下窗戶，付了幾塊美金，坐在車裡一面吃著生平第一次的紐約大熱狗，一面透過車窗看看往來的時髦紐約上城人士與一間間奢華時尚精品店面(白人店員身穿體面制服鼻孔朝天狗眼看人低的那種)，再聽聽急促紐約警車笛聲此起彼落(還記得高中物理課學的都卜勒效應嗎？音源距離遠離音頻驟降，低都低都…低都低都…前一個低都極高音後一個低都變低八度)，也仰望到不遠處在眾多摩天大樓中鶴立雞群熠熠生輝的帝國大廈的雄偉面貌，好歹也完成一趟短暫且廉價的紐約行。
兩小時之後，西行，穿越林肯隧道，在紐澤西州上第九十五號高速公路，南下，朝美國首府Washington D.C.方向前進。
這位吳先生是L君幾年前在奧地利維也納結識的，如今也移民到美國，定居在華府郊區馬里蘭州。
這一趟我們來到華府其實是另一趟旅行的中間過程，沒有特定的目的，就只是我的朋友想在美國會一會他多年不見的舊識。
七月的華盛頓溽暑，比台北似乎更熱且潮濕，加州的空氣突然不見了，台灣的味道又回來了。穿著短褲T-Shirt，我走在Pennsylvania 大道上，熱浪一陣一陣襲來，已經背脊發燙，汗流如雨，但見進出在五角大廈上班的白人和黑人們在這種曬死人的高溫下卻都還一本正經的穿著全套三件頭西裝，若無其事聊天談笑，昂首闊步。
入夜暑氣不退，與涼爽的洛杉磯有霄壤之別。
他們告訴我遠古時代的華盛頓本來就是一個沼澤地，夏天無論如何都是這樣的高溫，想一想百年前南北戰爭時有多少人倒在這片泥濘戰場死去。
那天晚上，吳先生切了白天在超級市場買回來的美國大西瓜，我們兩人與他們全家人一起坐在屋前美國南方風格的前院草皮上大口吃著西瓜，幾分鐘之後我看到生平第一次見到的螢火蟲。
起初飛來一隻，像試探的前導部隊，有點怯生生的感覺。然後不久之後，一整隊螢火蟲兵團飛出來，每一隻都有台灣的黑頭蒼蠅般大。
每一隻螢火蟲的尾部都釋放淡綠色的光芒，在夜空中絢爛飛舞，畫出美麗的線條，煞是動人，與天上的繁星點點相呼應，使得整個院子充滿一種無上的喜悅感，像上帝眷顧的所在。有一隻朝我方向飛過來，停到手上，像休息片刻一樣停止不動，我低頭仔細端詳它那小小的尾巴，看它像呼吸的節奏般有秩序的忽明忽滅，在手背上產生一小點光區，感受到這個小小世界裡蘊藏一股極為強大的能量，這時候我想到小學課本裡讀過的螢火蟲集合在一起變成光源照亮書本的故事，記不起叫什麼名字來著，那天才的傢伙。
第二天早上九點，在馬里蘭州的蟲鳴鳥叫聲中起床。
梳洗完畢，走到廚房，我一聲讚嘆，看到餐桌上已經擺上豐盛的早餐，培根煎蛋配烤土司，都是早起的吳先生為我們準備的，單面煎的Sunny Side-up蛋白蛋黃層次分明，現搾果汁清澈透明，如同五星級飯店般的水準。
我們歡歡喜喜坐上餐桌，胃口大開，把盤子清得乾淨徹底，然後吳先生看著我們喝完一大杯咖啡之後，說他必須要去上班了。
我們兩人陪他一起出門，坐在車上聽他細述這幾年人生的變化遭遇。
吳先生大概四十五歲，未婚，到美國來以幫傭維生。
他離開先前居住的地方，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主要因為簽證到期了，除了他熟悉的餐飲業之外，其他工作機會不多，加上他的家人都希望可以留在美國定居。
以亞洲人而言他的身形都顯得矮小羸弱，所以紮進腰圍細小的褲頭裏的美國襯衫一走路就似乎灌飽了空氣，不合身到略顯滑稽，頭髮有多處已發灰白，架一付對他因長年操勞而削瘦的臉頰顯得過大的銀絲邊深度近視眼鏡，說起話來語氣有種女性的陰柔。他操一口洋涇浜英語，文法時態句型經常是完全錯誤的，但一點都不影響，他很快地就在美國找到一份工作，而且待遇相當優渥，因為他是位高明的廚師。
我一向尊敬有本事有手藝的匠人，也很好奇他工作的地方。
他告訴我們他現在擔任一位白人的管家，在DC某一個高級地段的住宅區裡。而這位白人是個十分有名的人。
「是政治人物嗎？」
「不是。」
「是好萊塢明星嗎？」
「也不是，好萊塢明星不會住在華盛頓的。」
吳先生說，白天當這位主人上班出門之後，他先做基本的清掃工作，直到中午。然後下午再帶他的狗去散步，晚上主人回家替他準備一頓晚餐。
「因為他就一個人，所以還算輕鬆。」吳先生說。
工作內容聽來似乎十分簡單。
關於做菜這方面的事，主人讓他自由發揮，西菜中菜都好，但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每天變換不同口味，所以上超市採買的預算相當多，甚至多過每月付給吳先生的薪水好幾倍。
原來世界上多的是有錢的人，而他們所過的生活是這樣的。
繞過幾個轉彎之後，我們的車子進到一條安靜的馬路上，這裡看起來像是高級住宅區了，每一戶房子的質感都特別好。
「但要說每天變不同的口味，這聽來簡單，其實常常讓我煩惱的要命。」他用他帶大馬口音的國語繼續。「有時候超市賣的東西就是那幾樣，還能怎麼變，再變也就是那個幾樣。」
剛講到此，吳先生看到路邊一個空出的停車格，猛踩煞車，嘎一聲，緊急煞車。
他把車停好，熄火，拔出車鑰匙，放進口袋。
我們開門下車，越過交叉路口，走了幾步，馬上看到不遠處有一排幾棟連體的紅磚房，氣派十足，從外觀上判斷，似乎應有近百年的歷史。
「就是這一戶，」他用手指了前方。
我看到橘黃色的大門，這是一棟很典型的昂貴brownstone。
走上石梯階，他從口袋掏出一大串鑰匙，用其中一把打開。房門保養非常好，厚重的木塊沉甸甸的，肌理很深，銅質絞鏈被打的發亮，被推開來時安安靜靜，沒有發出一點聲響。
「這個房子原本是Walter Cronkite住的，」吳先生邊走邊說。「你們知道他吧？」
「知道。」我回答。
我記得1970年代我讀小學的時候就常聽到台視新聞引用華特克郎凱的播報，那是越戰戰況最關鍵的時期，每天都看到電視畫面裡南北越勢力消長的地圖，代表北越共產部隊佔領區的紅色區塊一天比一天擴大。我的同學廖靜文在全班的歡送下隨著全家搬到了西貢去，隔了兩年越南整個淪陷，一家人又從西貢逃回台北，帶回來一堆不再有意義的南越政府的硬幣，送給班上所有人，我拿到的那個，幣值忘了，我記得反面的圖案是個雙手環抱一大束稻穗，頭帶斗笠的農民。電影早安越南裡，Robin Williams飾演的西貢美軍電台DJ的角色就以低沉厚重的語調的模仿這位赫赫有名的CBC的新聞主播每回夜間新聞的播報經典結尾語"And that's the way it is."
「兩年前他搬走了，現在換另外一個比較年輕的主播來住，Peter Jennings。」
「喔，真的？」
「他就是我現在的老闆。」
我知道Peter Jennings，當時在洛杉磯收看晚間新聞都見到他，當紅的人氣主播，有俊美的臉孔，非常權威又受女性歡迎的那種。
「你真的替Peter Jennings工作？」我不可置信地多問了一遍。
吳先生不再回答。
我突然想到那個卓別林服務了十八年的忠實日本管家空野寅一(Kono Toraichi)，眼前這位吳先生跟他有許多相似點，都是東方人，忠誠度高，又當駕駛又是管家更是好廚師，最後一點是，他們都有高學歷。

走上最後一級木階梯，聽到地板發出咚咚聲。
一隻巨大的狗從廚房裡跑出來，伸出舌頭喘著大氣，全身都是發亮的金黃色長毛，十分好看。
「Hello, Charlie! Are you hungry now? 」吳先生彎腰下去，用左手托著下巴，右手輕撫著大狗的頭。
然後這隻大狗轉過頭來，不懷好意地瞅一瞅我這張陌生臉孔。
我怕被咬，也只好試著去摸摸牠，頭，背部，還有肚子。
沒想到這隻友善的大狗露出興奮的神情，不斷的隨著呼吸的節奏猛力搖擺著自己毛茸茸的尾巴。
眼前這隻名叫Charlie的大狗到底是什麼狗我叫不出來，當時我還以為牠是某種只有在美國才看得到的土產狗，因為記憶中每一部好萊塢電影畫面裡看到的家犬都是這種友善且善體人意的長毛大狗，牠們在草地上奔跑，總是張著嘴喘大氣，永遠背後一輪夕陽，光線逆照下閃著黃金色澤…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才將「黃金獵犬」與Charlie的形象連結在一起。
這時候Charlie除了乖乖站著讓我撫摸以外，也同時用滿是口水的大舌頭在我身上到處試探。我自己小時後從未有機會養過寵物，所以對狗的常識近乎是零(甚至還曾被狗狠狠咬過一次，不得不趕快送到醫院，在急診室注射了一記狂犬疫苗)，短短的十幾秒，卻讓我體會到一種人與寵物之間的難以名狀的親密感。
被大家輪流撫摸之後，Charlie心滿意足地跑開，腳爪在光滑的木地板上發滴啦滴啦的細微聲響，我則朝客廳方向走去，東張西望，興奮地如同闖進電影明星家中的影迷。
屋內的擺設簡單而且品味極好，就像在伍迪艾倫的電影裡看到的一樣，一位美國東部知識份子的家，客廳有一大塊毛地毯，上面放了一張厚重的大沙發，布面有溫馨的大花朵圖案，還有刺繡抱枕。沙發的周邊則搭配維多利亞風味的古典木頭家具，牆上有好多幅名家的油畫原作，絕非廉價的複製品。書架上有滿滿的書，絕大多數是當下出版的非文學類暢銷書，經濟類或政論性文字，某一些是關於新聞學的理論書籍，還有一些人物傳記，最少的就是文學類，僅有幾本，但印象很深，因為剛好是我在大學讀過的古典作品，例如狄更斯的David Copperfield以及毛姆的Of Human Bondage。茶几上擺設好幾個相框，裡面的照片是一位很好看的女人，也許是他妻子，還有一張是位金髮的小孩，也許是他兒子，可是我並未找到Peter Jennings本人的照片。「終於親身走進一個美國明星的家」，這樣的興奮感覺在我心裡油然而生。
「這段時間他很忙，多半不在華府，」吳先生解釋。「很多時候他在紐約，有事才開車會下來。所以這時候我的工作變得很簡單，其實主要就是要帶這隻狗，不能讓他餓著了。」
我坐在沙發上不發一語，看著他把狗餵了，把花盆裡的花都澆上水，再把郵差塞進信箱裡的一大堆信件分類整理好，放在桌上。
就這樣，吳先生每天例行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一共十五分鐘。
就像走進來的時候一樣，吳先生鎖上大門，步下樓梯最後一階時再仰頭望一下陽台的位置。
回程上，我一路想著，一個華人，在這樣的都市，美國的首都，世界的政治中心，如果能找到一份不差的工作，生活下來，該是非常幸福的，就像這位吳先生。
這一天，我在Peter Jennings的家，十五分鐘。

後來的行程我大約記得是我們開車向北一直開到賓州，像公路電影一般，經過巴爾地摩(我喜歡的電影Tin Men的故事地點)，過費城(市中心區荒蕪的不像話)，朝美國開國歷史重鎮Allentown(搖滾歌手Bruce Springsteen稱之為死人鎮的地方)方向前進，然後在當地吃個簡單漢堡午餐，稍做休息，在市中心的圓環內戰紀念碑前留影紀念(我穿一件舊金山天使隊的T桖衫，香蕉共合國的百慕達卡吉短褲)，然後繼續北行，一路上看到許多停業荒廢的鋼鐵廠與無所事事的人們，最後抵達Bethelhem。
母親在等我，要一起搬家，離開孤單寂寥的東部生活，回到熱鬧有人氣的加州洛杉磯華人區。我到的時候大體上屋內的東西幾乎全部已經細心打包妥當，井井有條，堆放在房間的右手邊的一個角落，不同的箱子都標示著不同的內容物的簽字筆跡，分類的清清楚楚，這完全是母親一向嚴謹的生活習慣。然後最後要處理的是她那輛Plymouth的1985年份的Reliant K型轎車。母親買的這款是美國第一代以微電腦做中控系統的家庭房車，還帶著發出如賽車聲響的Turbo引擎。當時在美國東部，特別是工業重鎮的賓州，大美國本位主義特別強，白人的世界裡，幾乎看不到日本車。我對母親本來說到了加州溫熱帶，這類專為東部寒帶地區使用的美國大車可能英雄無用武之處，乾脆換輛像Toyota Camry之類的實用的日本車，但母親覺得，這車三年分期付款才剛結清，腳下油門才正順，東部大雪紛飛的寒冬裡陪著她在公路上上下下奔馳，幾年下來也有了感情，捨不得將它賣掉。於是，我只好翻翻地方報紙，在分類廣告版面上還真找到專做越州汽車託運的行業，我用筆圈選了一家地址比較靠近的，打電話約定時間把車開過去。出發前，天光已逐漸暗下。我透過穿戶望出去，不遠方，一位胖黑女人，坐在她家門口，在藍紫的黃昏暮色中，用舌頭舔著橘紅色的冰棒，襯著她的黑皮膚，色彩反差十分強烈。我開著車從高速公路閘道下來，按著地址找到那家汽車託運公司。
一個戴雙色卡車司機帽的粗魯白人接待我，圍著車，繞了一周，把車從頭到尾檢查了一下，標示了車體原有已刮傷的位置，然後他說一個數字。我付錢給他，取了收條，對方保證一個月左右會抵達洛杉磯(結果，直到六個月之後這車才再度出現，中間這段時間母親一直牽掛著這輛車，到底何時會到呢？你是不是給錯地址了？她一直這樣叨叨絮絮的。我安慰她說，也許作業時間長了一點，因為賓州到加州你知道有多遠嗎？要經過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諾，愛阿華，堪薩斯，科羅拉多，猶他，內華達，再穿過無人的沙漠死亡地帶，最後才到達加州。也許司機比較貪玩，中途他們又吃又喝又嫖又賭的，多多少少會有些狀況，但終究一定會運到的，放心吧，美國人一定是遵守承諾的。但其實我心裡早當這輛車已經沒了，它已經變成廢鐵被賣到他媽的不知名的地方去，運車的司機拿了錢玩過女人，賭光了，一毛不剩落跑了，這樣以越州運貨題材的美國電影我也看過幾部。這次經驗再次證明美國底層生活的白人的保證常常多只是放屁)。
離開之前我們特別見了大力水手普派先生。
他是母親的英文老師，二次大戰的時候，右手曾經遭化學污染物灼傷，因為中毒發生而發生組織病變，特別粗大，大約是常人的三倍，很像吃下菠菜罐頭的大力水手普派。他樂天知命，在這滿是失業人口的頹敗工業城市Allentown，領著微薄的救濟金過日子，在移民局裡巧遇母親而認識，知道她需要幫忙，於是志願做了她的英語老師。臨別時他與母親擁抱了一下，然後跟我們說再見。
車子發動行駛後，母親說普派是個正直的人，幫她很多忙卻沒有計較過什麼。
我轉身回過頭，透過後擋風玻璃再看他一眼，這時他幽默的舉起右臂，做出大力水手的標準動作，微笑著揮手道別。

回到台北已經是快兩個月後了。
「我來接你吧，」好朋友導演王仁理在電話上說。
我走出桃園中正機場接機大廳，在7號柱前，看到一輛黑色Toyota Supra跑車來接我。
「哇肏，你真買這輛車，」我說。
「對呀，Toyota四物仔(台語發音) 。」阿里用劇場式滑稽的語氣說。
「多少錢？」
「價錢還可以，對方二手賣我85萬，日本出廠原價大概台幣120萬。」
「哇…你真敢…」
「哎喲，賺錢不就是拿來花的嗎…」

然後車子上了高速公路，我門沒講話，靜靜聽著中廣音樂網FM103.3放的一首國語新歌。

「每年深秋　我總要說 Happy Birthday 祝福妳
而這首歌 Just For You～～　這是為妳寫的歌
在我們不再是戀人的多年以後　我試著回憶已泛黃的妳
什麼原因教我離妳而去　往事卻不復記憶
對我來說總有些心悸　雖然世故的我並不想擁有什麼
就讓我停留　讓我停留　在滿佈塵埃的舊信箋裡
而妳依然是妳　在曾是屬於我們年少的時光裡
塵封中的回憶竟亮麗如昔　卻怎麼也不能看清妳的眼睛
也許是曾經失去　曾經傷心
教我迷惘的忘記妳　就不願再提起
每年深秋　我總要說 Happy Birthday 祝福妳
而這首歌 Just For You～～」

「這歌好聽，誰唱的？」
「應該是優克里林，目前台灣最紅的。」阿里說。「你不在的這段時間，台灣出了很多新人。」
「喔，蠻不錯的…用Maj7和絃，像極了Jim Croce的I Just Want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嗯…有點像。對了，你不也是七月的，巨蟹座，生日剛過？」
「對呀。」

然後我們沉默了一會兒，高速公路的水銀燈不斷劃過前擋風玻璃，忽亮忽暗，路旁指標我們快到林口了。
我看看窗外，台灣顯得十分陌生，腦海裡的印象殘留的仍是加州開向內華達州高速公路旁一望無際的沙漠景緻或是暮色中荒涼頹敗的賓州小城。

「你最近有拍什麼片嗎？」我問。
「滾石的一個新人，長的還可以。」阿里說。「最近新人真是一票。」

又過了一會。
「你聽過Peter Jennings嗎？」我問。
「誰？」
「沒事，隨便問問。」
「回台灣開始多拍片吧，廣告呀MTV呀，有趣的案子，我們合作，一起來玩一玩…」
阿里一面專心開車一面又顯的漫不經心。

優克里林繼續唱著：
「每年深秋　我總要說 Happy Birthday 祝福妳
而這首歌 Just For You～～」

「好呀…」
我回答的語氣八成也是又專心又顯得漫不經心。


(註：本篇寫於2005年冬天，忘了許久，今天翻出，感慨中，整理完成。)